这让我多少有点惊讶，因为萨科齐夫人所穿的每一件衣服都会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而且也会为她钦点的设计师带来实惠。在这位法国第一夫人随丈夫出访伦敦和以色列过程中，迪奥将她塑造成新版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的策略为迪奥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促使无数献媚者重新评价这家时尚公司，不再理睬此前一些批评家的声音。这些批评家们曾因迪奥过分迎合俄罗斯市场而为该品牌不值。阿拉亚不做广告，因此虽然目前他的声名正再度鹊起，但他的作品仍局限于时尚专家圈内。因此你肯定会觉得为卡拉定做服装将是一个极佳的机会。无论如何，我是这么想的，因此我抬起下巴问他，为何会拒绝这个机会？
“我倒希望能为她出访以色列时做衣服，”他回答说，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如果我要成为时装外交的一个工具，那可能会有点意思。”此次拒绝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穿着突尼斯设计师的衣服去突尼斯访问固然很好，但这也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陈词滥调。此外，阿拉亚表示：“我不是一位突尼斯设计师，我是一个设计师。”这句话与尼日利亚设计师杜洛·奥莱坞(Duro
Olowu)曾经对我说的话特别类似。奥莱坞在伦敦工作，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纽约市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名为“今日黑人风格”(Black
Style
Now)的展览。他表示，他对展示黑人设计师的作品表示欣赏，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单独分类出来——他们实际上只是设计师而已。两人仍在计较合适的形容词，这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或许是旧潮流再现了，或许不是。虽然人们一再声称，抛弃陈规陋习的时候到了，不烫平的衣服也可以穿了，你可以一年到头都穿白衣服，牛仔裤也可以进入登堂入室了，但是，时尚实际上仍然是一门讲究分类的学问。从成衣到鞋子、包、男装、女装、周末装束、外套、运动服——随便说说都能说出一大堆。既有知性时尚品牌(Martin
Margiela，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ons)，也有美国式的时尚品牌(Tommy Hilfiger 和
Michael Kors)；既有极简主义的时尚品牌(Calvin Klein和Jil
Sander),也有反传统的时尚品牌(Vivienne Westwood和Paul
Smith)；既有风格朴素的时尚品牌(Hermès和Bottega Veneta)，也有风格平易近人的时尚品牌(Ralph
Lauren和Stella
McCartney)和艺术家气派的时尚品牌(Marni和Giles)。这种现象也是“时尚”二字能够成为如此兴旺的一个产业原因之一：穿上上述品牌之一的服装，你就将自己和其价值联系到了一起，并由此透露出有关你个性和兴趣的各个方面。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上，创造品牌的能力是一个上帝给予的奖励，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人，从政治家到我们其它所有人都包括在内——政治家的品牌开始于他们与其所属政党的关系。
当然，它也会在另一方面发挥作用。能够识别品牌意味着你可以避开它们。当我参加时尚活动时，我通常——这时我想起了阿拉亚——不穿活动所涉设计师的品牌，因为那样似乎有点浅薄鄙俗，而且令人生疑（我担心他们会这样认为：我可能是因为政治正确而不是因为喜欢而穿上身的，虽然我这么想肯定有点多疑了）。我也不穿明显竞争对手的品牌，因为那很无礼。多数情况下，我尽力穿一些无法识别或“过时的”款式，这样就没有危险了。令人开心的是，如今任何超过5年的东西或者由那些已经离开其品牌的设计师设计的产品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款式，因此我的选择空间就很大了。
比如，我有一件最喜欢的礼服是汤姆福特在古奇(Gucci)设计的最后一批款式之一。那是一件无吊带、长花边的礼服，内置缎子胸衣，无后背——一件奢侈的必需品。我还有一件出自Olowu之手、超级漂亮的丝绸上衣，由于其完全无法识别的过时布料所限，这款衣服产量非常之少；此外还有一件来自Beretta的射击夹克，我喜欢它的理由在于，它非常老练、真实，从未有人对它有过任何想法。
事实上我向所有谋求制造令人惊奇的时尚效果的人都推荐这种夹克，当然我估计它或者另外的服饰在萨科齐夫人身上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因为她的目的是要促销法国的时尚工业，这与我那种不和时尚工业牵扯在一起的意图背道而驰。但无论是她还是我，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每天早晨我们选择穿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在做时尚外交上的决策，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师为我们提供选择来接纳还是回避。
尽管如此，（因为你会给每一件产品分类，）那也不意味着你应当坚持盯住某个将衣服装进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说的“褐色大盒子”中的人。无论如何，品牌就像国家一样有其形象大使。他们不也是被看作品牌标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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